湛江廉江市良垌镇中岭村青年黄文军正处在热恋期。31岁的他曾相亲十余次，未遇到合适对象杠杆炒股app哪个好，“媒人费倒是搭进去超过3万元”。
缘分在去年降临。当地一场公益婚恋活动上，黄文军牵手了心仪的她。如今两人计划领证和买房，可享受农村大龄青年结婚购房优惠，“能省5000元，抵得上一两个月的月供”。
公益婚恋活动和购房优惠，是廉江农村大龄未婚青年“幸福工程”（下称“幸福工程”）的配套举措。在这座户籍人口超过186万、农村人口占比超七成的县级市，农村大龄青年的婚恋难题，从“家事”变成社会议题。
经过前期试点，今年1月起，“幸福工程”全面实施，由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民政、人社、住建、农业农村、妇联等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，从交友渠道、移风易俗、婚恋教育、发展产业、置业支持等方面系统发力。
今夕七夕。传说中，喜鹊为有情人相会搭桥。现实中，政府联动社会力量为农村青年搭“鹊桥”，效果如何？这场以“幸福”为名的试验，在时间里等待答案。
廉江市婚姻登记处设置了幸福打卡墙。
01
男性比女性多10万人
黄文军第一次相亲是在24岁。“农村人结婚早，过了25岁没对象，家里就会给压力。”
他观察到，身边大龄未婚的农村青年以男性为主，个人和亲友都深陷“婚恋焦虑”。“城里、村里的女生都想嫁到城里。农村男生处在婚恋金字塔的底层。”
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。
良垌镇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邓维敏，2017年至2025年担任中岭村党支部书记，也参与推进“幸福工程”。他掌握的数据很具体：中岭村户籍人口约4100人，30岁以上未婚青年约200人。良垌镇是个大镇，下辖38个行政村（社区），每村大龄未婚青年约三四百名，全镇合计约1.3万人，男性占绝大多数。
廉江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徐骞介绍，2025年2月，在市委部署下，该部门就农村大龄青年婚恋问题展开调研，发现部分村庄30-45岁的未婚青年比例相当高；同年5月，启动“幸福工程”试点。
石角镇的野鸭塘、丰满、竹寨三个行政村被列为试点。该镇地处廉江市东北部山区，紧邻鹤地水库，作为水库移民镇，产业发展受限，经济基础薄弱，农村大龄青年未婚情况相对突出。据当地调研数据，三个试点村30-45岁单身青年共366人，其中男性311人。
“男多女少，有些人就是很难结婚。”在当地走访过程中，数名基层干部向南方农村报记者指出了这一问题。
宏观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。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（下称“七普”），廉江市人口性别比为112.15（女性=100），高于全国总人口性别比105.07和全国乡村人口性别比107.91，全市男性人口占比52.86%。以2025年末全市户籍人口186.77万为基数测算，男性比女性多出超10万人。
廉江市各乡镇（街道）人口性别比统计表。（图源：廉江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）
从全国范围看，男多女少现象普遍。“七普”数据显示，全国男性比女性多了3490万人，20至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。
当地一名干部透露，受传统重男轻女观念影响，廉江农村过去存在性别选择行为。“婚恋市场上男性供过于求，农村男青年竞争激烈，已形成明显的婚姻挤压。”
如果说性别失衡是“先天不足”，经济压力则是婚恋路上的另一道坎。南方农村报记者了解到，廉江市农村青年普遍月收入约3000元，而在市区购置一套100平方米的婚房大约需要50万元。
彩礼方面，当地多数乡镇在1.8万元至5.8万元之间，只求好彩头；石角、长山等山区镇彩礼偏高，约6.6万元至8.8万元，个别甚至达到10万元。“这些乡镇位置偏远，经济落后。有些家庭希望用彩礼和‘五金’贴补娘家，不过情况比较少。”上述该名干部介绍，即便如此，几万元的彩礼叠加“五金”支出，对于月收入几千元的农村青年来说，负担不小。
02
红线难牵，相亲踩坑
年近四十的廉江农村青年曾玉成，如今是一名网文创作者，近年来个人经济条件好转，婚恋还没着落。
2020年前后，他返乡专职写作。写作收入与流量挂钩，最初收益不稳定，惨淡时曾几个月颗粒无收。近两年，他深耕玄幻、都市赛道，收入逐渐稳定，月收入约3万元，在村里建了三层小楼。
曾玉成早年在广州打工时有过数段恋情，因收入不高、观念分歧，都没走到最后。返乡后相过几次亲，也没遇到合适的。“相一次亲和相十次没太大区别，缘分没到，找多少次媒婆都没结果。”他感慨。
媒婆是活跃在农村婚恋市场的中坚力量。这一群体敏锐地感知到婚恋困局的加剧，以及传统说媒方式的渐渐失灵。
郑雅文是石角镇三合村村干部，也是一名志愿红娘，已有17年说媒经验。“以前最理想的情况下，一年能牵线成功10对。这两年只促成两对结婚。”她感受到代际间的明显差异，“媒人不好做”。
“给80后说媒容易成，条件差不多的三个月就能谈妥，一个月谈成结婚的也有，速战速决。但1990-1995年出生的，成功率低。双方都很挑，既挑经济条件，也挑情商性格。”
郑雅文曾为一名30岁出头的农村女性物色了家庭条件、经济收入等方面相当的对象，不久后关系中断。“男方聊天时只会问‘吃饭没’，女方反问‘如果不吃饭，人还活不活？’男方也挑剔女方的性格、长相。大家越来越看重婚恋体验和情绪价值。”
传统说媒方式也日渐脱节。郑雅文说，村里一旦有人看见媒婆进了谁家门，隔天这家准成为谈资。“年轻人怕被熟人偷拍发朋友圈，太尴尬。”
找媒人还需实打实支出。黄文军算过账：“媒婆带女方来，要给女方300元、媒婆300元，作陪的每人100元，一餐饭下来要一两千元。碰到过女方拿了红包就再没下文，有些还是赚相亲费的‘专业户’。”男方自掏腰包却难有结果，对原本不宽裕的家庭而言负担不轻。
03
“旧婚俗”松动，“新红娘”搭台
近两年，中央一号文件提出“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”“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”。政策信号明确，但落地需要抓手。
传统说媒方式成本较高、存在信息不对称，年轻人逐渐“不买账”。“幸福工程”的突破口之一，是重塑“说媒”这件事，通过联动专业婚恋公司，从优化婚恋服务“破局”。
2024年，开封“王婆说媒”火爆全网。在廉江从事婚庆行业的梁素芬从中汲取灵感，那年有次为当地商超策划活动时，试水做了首场“王婆芬姐说媒”品牌活动。舞台上，她学着网上的样子打趣了几句，让氛围“燃”起来。现场有人上台、有人牵手，台下掌声不断。
廉江市委社会工作部等单位联合“王婆芬姐说媒”团队在石角镇举办公益交友活动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“有些年轻人不是不想找对象，只是缺一个让人放心、低成本的交友平台。”她入行8年，见证过许多幸福时刻。
“幸福工程”试点启动后，梁素芬的团队挂牌“志愿红娘团”，并协办了石角、良垌等乡镇的公益交友活动。通过组织活动，吸引单身青年成为她的公司会员。此后，公益活动和商业服务覆盖廉江全市。
与传统媒人不同，梁素芬更注重婚恋的服务、场景和体验。
“传统说媒见一面就要请吃饭、打红包，成功之后还要收谢媒费。我不这么做。”她介绍，会员缴纳1999元可获得三次交友机会，公司安排短途游、烧烤等活动，营造轻松社交氛围，并提供一些情感沟通的免费培训。约见全程私密，避免村里相亲“被偷拍、被议论”的尴尬。配对成功后不收谢媒费，而是引导会员在其公司办婚礼。
“王婆芬姐说媒”工作室为男女交友提供了相对私密的交谈空间。
梁素芬还与各乡镇的志愿红娘联动。那些开花店、蛋糕店、母婴用品店的老板娘们，都当起“热心人”。在她们看来，牵线搭桥既是成人之美，也能让彼此的业务多一分活水，乐见其成。
梁素芬说，2025年10月至今，有10来对90后青年经团队介绍后摆了喜酒，还有部分青年持续交流。多次相亲未果的黄文军，正是在成为会员、参与公益活动中牵手成功。
“男女都交会员费，抱着明确目的来，不担心女方和媒人串通赚相亲费。”黄文军说，“前期看资料合适再约见，支出公开透明。”
“王婆芬姐说媒”团队收到“谢媒”锦旗。
“试点村结婚率有所提高。”徐骞介绍，2025年1-11月，石角镇30-45岁未婚青年登记结婚人数达430人，其中试点村56人，较上年的35人有所增加。
经过试点，“幸福工程”全面铺开：全市乡镇（街道）组建“志愿红娘团”，由村干部、乡贤和民间媒人组成，镇街之间共享农村单身青年信息、牵线搭桥。此外，建立退出机制，对编造信息、骗取介绍费的红娘予以清退。“选红娘要公道诚实，如果功利性太强，工程容易走偏。”徐骞说。
婚俗治理同步推进。市委社会工作部借去年村“两委”换届契机，引导各村将彩礼减少、婚事简办等写入村规民约。
04
“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”
今年4月，廉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下称“市住建局”）为“幸福工程”配套出台了2026年婚恋购房安居扶持举措——30-45周岁廉江农村户籍未婚青年，年内登记结婚并购买合作楼盘商品房，签约时可享5000元减免。
市住建局房地产与物业股负责人张跃补充，5000元并非财政补贴，而是企业自愿减免。政策出台前，征求了多家房企的意见，5000元是普遍觉得合适的额度。
当地一楼盘项目主管透露，目前房价大约6000-7000元/平方米。这几年楼市不景气，看房成交转化率低。“第一期开了168套房，至今网签96套，以前两三个月就卖完了，现在卖了一年还没卖完。”他坦言，优惠5000元对开发商来说不失为一种促销手段。
政策出台至今，已有3单享受优惠。张跃解释：“优惠更多起到助燃剂的作用。对本来就打算买房的人来说，可能推动他快点做决定；但完全没意愿的人，也不会因为这5000块钱就去买房、结婚。不过蚊子腿再小也是肉，能帮着农村青年省一点是一点。”
廉江一楼盘售楼处，大屏上播放着农村大龄青年提供购置婚房优惠相关宣传。
为婚恋成本“做减法”的同时，“幸福工程”也在为农村青年的经济条件“做加法”——发展特色产业、加强就业技能培训等都被列为重点任务。
在看得见的政策“加减法”之外，还有一个看不见的“变量”。随着农村青年受教育程度提高、外出务工经历增多，传统的婚恋观念正在松动。
南方农村报此前曾报道，广东多地乡村推出“红娘奖”，实际奖励发放并不顺利，原因之一就是部分农村青年的婚恋观念已悄然变化。一名在深圳工作了3年的农村女性面对家人催婚直言：“我们希望能在经济和精神上保持独立，而不是成为家庭的附属品。”
曾玉成的网文里，男女主角的感情线往往以分离收尾。他试图写圆满的结局，可写着写着感情线就“崩了”。“感情哪有那么理想，不可能全按想象的发展。”尽管还期待婚姻，他的心态比以前“佛系”了不少。
徐骞认为，面对观念的转变，新出台的政策不是替青年做决定，而是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。他说：“破解农村婚恋困局，本质上是项潜绩。政府重视、多方努力，但效果并非立竿见影，需要长远谋划、久久为功。”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黄文军、曾玉成为化名）
采写：南方农村报记者 袁瀚
见习记者 蒋宇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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